王紹鏊同志誕辰13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召開
王紹鏊同志誕辰130周年紀念座談會在京召開
中國網北京1月9日訊（記者 吳知音）由民進中央舉辦的王紹鏊同志誕辰130周年紀念座談會今日上午在京舉行,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出席會議并講話。他指出，王紹鏊同志是中國民主促進會的主要創始人和杰出領導人，是堅強的革命戰士和忠貞的共產主義者，他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新中國建立和社會主義建設，為民進的成立和發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留下了寶貴的財富。
蔡達峰在講話中回顧了王紹鏊光輝的人生歷程。新中國成立后，王紹鏊先后擔任中央人民政府財政部副部長、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民進中央副主席、民建中央常委等職，為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為中國民主促進會的建設和發展，為鞏固和發展愛國統一戰線，作出了重要貢獻。
蔡達峰指出，王紹鏊同志的一生，始終追求真理，為偉大事業奮斗不息。他從愛國主義者成為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把畢生精力獻給了民族解放、人民革命和社會主義事業，獻給了民進的成立和發展。今天，我們紀念王紹鏊同志，緬懷他的光輝業績，就要以王紹鏊同志和民進先輩為楷模，從他們的光輝歷程中感悟人生的意義，汲取發展的力量，致力于在服務國家的發展和人民的利益中，實現自身的價值，促進自身的發展。
蔡達峰指出，王紹鏊同志的一生，始終對中國共產黨無限忠誠，理想信念堅定，無論是在嚴酷戰爭的時期，還是在和平建設的年代，甚至是在蒙冤受屈的歲月，始終保持積極向上的精神，頑強奮斗的力量，不屈不撓的勇氣，嚴守紀律的自覺。今天，我們紀念王紹鏊同志，敬仰他忠誠堅定的政治品格，就要以王紹鏊同志和民進先輩為楷模，繼承和弘揚民進的優良傳統和老一輩的高尚風范，始終保持高尚而純潔的初心，增強政治意識和政黨意識，增強自覺抵制各種干擾、經受各種考驗的能力，堅持自覺接受中國共產黨領導，堅持與中國共產黨親密合作、同心同德，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努力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素質參政黨成員。
蔡達峰指出，王紹鏊同志的一生，始終嚴于律己，以身作則。對工作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顧全大局，克己奉公；對同志團結友愛，正直坦誠，和藹謙遜；學習上勤勉努力，孜孜以求，不懈探究；生活上勤儉樸素，嚴格家教，不搞特殊。今天，我們紀念王紹鏊同志，贊美他高尚的道德情操，就要以王紹鏊同志和民進先輩為楷模，加強自我修養，培育優良品格，以實際行動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展現新時代民進人的作風和形象，為社會倡導好風尚，提供正能量。
蔡達峰強調，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中共十九大精神的今天，在貫徹民進十二大精神，深化政治交接，體現民進工作新氣象、新干勁的今天，紀念王紹鏊同志，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了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我們要“不忘合作初心”，經常重溫民進的光榮歷史，牢記民進先輩的囑托，像民進先輩那樣堅持在正道上行，自覺維護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要“繼續攜手前進”，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新要求，從民進先輩的光輝業績和高尚風范中汲取精神營養和前進力量，在繼承和弘揚民進優良傳統中豐富其時代內涵，突出參政黨政治建設要求，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堅定“四個自信”，增強“四個意識”和“五種能力”，努力建設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高素質參政黨。
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進中央原第一副主席羅富和，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民進中央原主席許嘉璐，全國政協原副主席、民進中央原第一副主席張懷西，王紹鏊同志親屬王曉琳等領導和嘉賓出席座談會。
王曉琳、民進江蘇省委會副主委朱毅民、財政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劉偉先后發言。他們懷著崇敬的心情，重溫了王紹鏊先生的生平事跡和道德風范。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秘書長郭雷，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王國卿，民進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民進中央副主席兼秘書長高友東和中央統戰部、民進中央機關等有關同志參加了座談會。
相關閱讀：
王 紹 鏊簡介
王紹鏊（1888～1970）字卻塵，江蘇吳江人。青少年時受康、梁變法和新學的影響，思想激進。1908年（清光緒三十四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1911年（清宣統三年）畢業回國。其時正值辛亥革命前夕，王紹鏊投身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動。他先在上海追隨章太炎創辦中華民國聯合會（后改名統一黨），并陪章太炎赴南京晉謁臨時大總統孫中山。后應章邀到北京。不久統一黨為袁世凱收買利用，王紹鏊憤然南歸，在家鄉參加國會議員的競選，當選為眾議院議員、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后袁世凱強行操縱國會，并恢復帝制，他激烈反對袁的倒行逆施，參加討袁護法斗爭。五四運動時，他在江蘇第一甲種商業學校任教，熱情支持學生的革命行動，并奔走呼號，發起組織“外交大會”，揭露和抗議北洋政府的賣國罪行。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合作的大好局面被徹底葬送。在嚴重困難面前，王紹鏊開始探索革命真理。他收集了大批馬列著作和宣傳共產主義的書籍在天津家中潛心研讀，從中感知中國不能走改良主義道路，必須進行徹底革命并最終走向社會主義，在當前則必須推倒專制魔王蔣介石。于是他又投身反蔣斗爭，參加了1930年4月馮玉祥、閻錫山發動的聯合倒蔣運動。“九·一八”事變后，王紹鏊在上海參加發起組織中華民國國難救濟會，旋又去北平與藍公武等人發起組織救國協會，從事抗日救亡運動。他到處奔波，募集經費支援東北抗日聯軍。
王紹鏊曾先后去香港、廣州策動陳濟棠倒蔣抗日。1936年5月，在赴山西策動閻錫山參加抗日聯合陣營途中，在南京浦口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七七事變后被營救出獄。“八·一三”事變后，王紹鏊在八路軍駐滬辦事處工作，利用各種關系搜集敵偽情報，并參與“華東人民武裝抗日救國會”的領導工作，聯系各界力量組織抗日游擊隊，參與太湖游擊隊的組織領導工作等。為宣傳抗日，他還與徐鑄成等發起創辦了《文匯報》。1940年后，王紹鏊先后在香港、上海等地秘密從事抗日救國工作。
抗日戰爭勝利后，王紹鏊投入反蔣愛國民主運動。他與上海工商、文教、金融等各界進步人士經常在一起聚會座談、議論時事，宣傳共產黨和平、民主、團結的建國總方針，商討反蔣斗爭的策略，從而形成了一股有一定影響和規模的愛國民主力量。不久，他們和以馬敘倫為首的另一支民主力量匯合一起，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共同發起成立了中國民主促進會，王紹鏊當選為民進常務理事。在此期間，他還擔任民主建國會總會常務理事，并與章乃器等人籌建民主建國會上海分會，并一度擔任民盟上海支部主任委員。為促成上海各民主團體實行革命大聯合，王紹鏊不辭辛勞，奔走于各民主團體之間，做了大量具體細致的工作。1946年5月5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成立，王紹鏊當選為該會理事。6月23日，上海各界5萬群眾在北火車站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內戰暨歡送以馬敘倫為團長的赴南京和平請愿團大會，王紹鏊與陶行知、林漢達同為大會執行主席。南京“下關事件”發生后，他立即在上海聯合各界知名人士和有關組織發表聲明，譴責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暴行。
1947年11月，王紹鏊由上海轉抵香港，和馬敘倫等繼續堅持反蔣愛國民主運動，并在當地發展民進會員，籌建了民進港九分會。1948年4月底，中國共產黨發布的五一口號提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聯合政府。5月5日，王紹鏊與馬敘倫、李濟深、何香凝等聯名致電毛澤東并轉解放區全體同胞，表示堅決擁護和響應。7月，王紹鏊參與起草了《中國民主促進會擬提出關于政治協商會議之行動公約及政治綱領》的文件，全面系統地提出了民進對于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各項政治主張。10月，王紹鏊由香港經朝鮮抵東北解放區。之后，他代表民進與其他民主黨派一起參加了中共有關籌備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諸問題的協商，并提供了重要意見，受到中共的重視和采納。
1949年1月14日，毛澤東代表中國共產黨發表了《關于時局的宣言》，提出實現國內和平的八項條件。22日，王紹鏊與馬敘倫等55人聯名發表《對時局的意見》，堅決響應和支持毛澤東提出的八項條件。2月3日，王紹鏊與馬敘倫等6人以上海人民團體聯合會理事的名義，通過新華社發表《告上海同胞書》，呼吁上海市民為實現毛澤東提出的八項和平條件而努力奮斗。同月底，民進理事會在北平召開會議，恢復了民進組織的正常活動，王紹鏊即以全付精力為民進工作。6月，他代表民進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議。9月，作為民進代表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并擔任大會《政協組織法》草案整理委員會委員。
新中國成立后，王紹鏊先后擔任第二至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第一至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并擔任全國人大預算委員會副主任、財政部副部長等職務，多次參加最高國務會議，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與制訂，并任第一屆、第二屆民進常務理事，第三屆至第五屆民進中央副主席。（摘自《民進會史資料選輯一》）
推薦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