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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人,不能像對待容器一樣去對待孩子” 談起社會普遍關注的高考話題,孫惠玲首先給我們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看電視的時候,看到電視臺采訪一個剛剛高考完的考生,問他估了多少分,回答說估了600多分。記者再問:“這么高的分,你想上哪所大學,想報考什么專業?”男孩子想也沒想就回答說:“這個事我沒想過,得問我媽?!?/p> 孩子的這個回答不一定敲痛了他媽媽,但是深深敲痛了孫惠玲: “600多分上哪個大學自己沒有任何想法,要問媽媽。這是個很悲哀的事情。” 孫惠玲認為目前基礎教育領域讓人看到的最為遺憾的事情,就是孩子在18年的成長歷程中沒有學會怎么樣去規劃自己的成長路徑,有的連一個懵懵懂懂的意識都沒有,有些孩子只會一次一次的考試。 孫惠玲認為,家庭教育對于一個孩子的成長是非常重要的,家長的作用非常關鍵,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孩子從一出生開始,家長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對孩子都是一種浸染,都是言傳身教,現在家長很容易忽略這一點。家長對孩子的期待,更多是停留在成績上,關注的是每次考試考多少分?對于孩子成績的關心遠遠勝過對孩子身心成長的關照。孩子今天身體舒服不舒服?情緒好不好?最近有什么想不開、看不懂的事情?很少有家長細心去問、去關注。 “孩子作為人,他不是一個容器,不能像對待容器一樣去對待孩子!他需要情感關懷、人格健全方面的培養。一個孩子的成才不僅僅在于他在縱向上能向高層次長多高,更關鍵的是在于他在橫向上能夠發展得多全面,孩子需要的是,是更豐滿的成長。所以只關注一個孩子考了多少分,是遠遠不夠的?!?/p>
“學生眼里,老師是太重要的字眼” 學校的教育方式,尤其是教師隊伍的整體素質和認識水平的提高,對孩子的成長和成才所起的作用也至關重要。 孫惠玲給我們講了一段她自己的經歷。中學時代的孫惠玲,經歷了一次從普通初中到重點高中的經歷,普通學校里成績拔尖的尖子生,在一個更加優秀的群體里,被淹沒成一個很不起眼的普通生,心里落差很大,一度想轉學。在一次家長會后她的英語老師對她爸爸說了一句話:“我覺得孫惠玲這個學生不錯,她可以學師范,應該能成為一名非常優秀的老師?!本褪抢蠋煹倪@么一句話,一個細心的關照、一句適時的鼓勵和肯定,讓一個一度失落的學生產生了巨大的動力,孫惠玲最終堅持了下來,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并在多年后又回到當時的母校,成為了一名英語教師。說到這里,孫惠玲的表情中仍是裝著滿滿的感動,她很清晰、很深刻地記著這位老師的名字——王樹凱。 孫惠玲說:“在一個學生眼里,老師是一個太重要的字眼,作為老師,對學生的每一句話、每一個眼神都是承載了太多意義,老師不是在生產產品,而是在培養一個人。老師一定不能僅僅關注學生的成績,更要懂得關照學生內心的成長?!?/p> “老師的職責是‘教書育人’,‘教書’和‘育人’這兩個應該是平行的,老師不能只教書不育人,我站講臺十八年,沒敢在一堂課里只教書不育人的。”曾經在天津市實驗中學擔任高中英語教師18年,期間帶了6屆畢業班,被評為天津市特級教師,令孫惠玲欣慰的不是她的學生一批又一批地走進名牌大學,而是她的學生對她說:“孫老師,是你改變了我對英語的態度?!?/p>
“應設立‘18歲成人節’ 讓孩子有成人意識” 作為全國政協委員,談到教育,孫惠玲總覺得自己肩上扛著非常重要的責任,“教育關系千秋萬代,涉及千家萬戶。我是來自基礎教育領域的代表,我有責任為基礎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鼓與呼?!睂O惠玲說。 針對近年來一些青年人公民意識、法律意識、責任意識淡漠、家庭責任感缺失,出現了不愿意承擔責任、不愿意自食其力、啃老族和月光族人數劇增,青年人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生的情況,孫惠玲建議,設置“成人節”或“成人宣誓日”。 通過立法形式設立一個統一的日期,通過這種形式,一是將成人與非成人區別開來,使這種意識時間化、具體化,促使年青人從生理成熟轉向心理和文化上的成熟,強化成人意識。二是明確成人的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及時彌補角色轉換過程中的缺環,將一般的生存知識與社會文化相銜接,從而明確成人社會責任和社會義務,強化公民意識。三是使年青人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明確對個人,對家庭,對社會責任擔當,強化責任意識。四是將成人宣誓活動法定化,將會增加成人宣誓活動的法律權威感,更有效地加強愛國主義教育,強化法律意識。
“硬擠本科‘獨木橋’ 不如選適合自己的職業學?!?/strong> 談到高考報考,孫惠玲認為,對于那些成績不能夠上一個很好的本科大學的學生來說,選擇一個符合自己興趣和特長的職業學校,去踏踏實實地學習一種技術,有一技之長,畢業了能夠馬上找到工作,能夠謀生,能夠解決他的生計問題,這是非?,F實也非常合理的選擇?,F在很多大學本科畢業生出來找工作都很難,學了四年的專業,走入社會之后,找不到可用武之地,這種畢業即待業,給年輕人造成的心理壓力會很大。 孫惠玲一直非常關注職業教育,她認為,中國加入WTO以后,各級各類人才的培養,職業教育所起的作業非常關鍵,高級技術工人需求量加大。但是入世這么多年,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速度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求,涌現出很多問題,比如社會認可度一直不高、生源有限、培養出來的人才不能為社會所用等等。從學生和家長的角度,大家都在一窩蜂地去尋求大學本科學歷,這是人才和教育資源的雙重浪費。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做強職業教育,讓職業教育學生能夠找到理想的工作,能夠在社會上有尊嚴地生活、工作。 孫惠玲認為,教育部適時提出的“構建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是非常重要的決策,職業教育不是低層次教育,而是自成系統的類別教育,這其中包含了科學的教育觀和人才觀。 整個社會也要改變對職業教育的看法,不應該歧視職業教育,我們不該簡單地認為上了大學,成為專家學者才是人才,數以萬計的技術勞動者也同樣是人才。
“孩子太小出國留學,得不償失” 孫惠玲坦言,自己對“留學熱”持冷靜態度,認為“留學低齡化”極不可取。 孫惠玲認為:首先一點,孩子在成長過程中,在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的時候,需要父母的監護。所謂監護,其實是一種監督和保護。一個孩子在如果尚不很懂是非善惡,還不能自己照顧自己的生活,沒有學會更多的學習方法,就離開家庭,離開父母的非常必要的監護,是不可取的,很有可能事與愿違。 第二點,孫惠玲認為,中國的孩子至少應該在18歲以前,首先接受自己國家民族的文化熏陶,才會有一種民族的歸屬感。一個孩子首先要有對自己的祖國有認同,知道“中國是什么”、“我是什么人”。“現在國家開放,孩子一出生就在很國際化的環境中成長,喝“洋奶”、吃麥當勞、穿外國牌子的衣服、聽外國歌曲……這些其實不簡單是一種食品和衣服,而是一種文化。因為大環境的影響,孩子們很容易就接受這種文化,如果孩子很早又被送出國了,那么中國的文化到底是什么,他不懂,他也不在乎。因此他對自己、對國家的認同他都會很模糊?!睂O惠玲委員認為,我們不應該排斥外國文化,也很贊成孩子們在一種更加寬廣的國際環境中去交流學習,這對于一個孩子視野的開闊、學習能力的增長和自我意識的提高,都是非常有好處的。但是這種成長一定要建立在一個穩固的價值觀的基礎之上,否則就會得到一個得不償失的結果。 孫惠玲認為,一個孩子至少應該在中國讀完本科,能夠自立、能夠自制的時候再出去。同時,作為父母來講,不應該想當然地去安排孩子的未來,要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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