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汪順安曾任深圳市新華書店總經(jīng)理等職，1999年，他在深圳書城的6個出入口清點進入書城的人流量，每天的讀者人次是5萬人，銷售額平均為34萬元。深圳書城是深圳文化的象征，書城的建成也打破了媒體對深圳“文化沙漠”的名號，現(xiàn)在天天都是書市。

本期由深圳市政協(xié)特別支持，中國網(wǎng)政協(xié)頻道、議庫APP平臺制作改革開放40周年專題《深圳口述史》圖文系列特別報道。

汪順安（資料圖）

汪順安，1982年來深，曾任深圳市新華書店總經(jīng)理等職，曾獲“深圳市文明市民”稱號、第五屆“韜奮出版獎”。               

一

“文化沙漠”一詞最早緣起于深圳。

1985年，那時深圳新華書店連臨時工算在一起大概只有38個員工，還維持著原來寶安縣新華書店的規(guī)模，年銷售額250萬碼洋，利潤總額15萬，每個月人均工資大概是200塊錢。15萬塊錢38個人，人均創(chuàng)利才幾千塊錢。

此時已經(jīng)是特區(qū)成立的第6年，寶安縣新華書店變?yōu)樯钲谑行氯A書店也已經(jīng)6年了，但是門市沒有增加，還是只有兩個——解放路一個230平方米的，還有沙頭角的一個，固定資產(chǎn)也沒有增加。1985年，深圳市的建設(shè)已經(jīng)熱火朝天，人口也從原來的32萬增長到100多萬，但是城里面書店的規(guī)模沒有擴大，圖書陳列品種也上不去，社會上讀者“買書難”的矛盾很突出。

當時的新華書店已經(jīng)兩年多沒有當家人了（原來的經(jīng)理病休），市里面便在文化局的中層干部當中挑人。新華書店效益不好、待遇又低，沒人愿意去，于是就找到了我。我說：“我愿意一試，但我要有后路——要是干不好允許我回文化局”。

這是我第一次面向市場。我1960年參軍，到1982年都是在文化機關(guān)工作，管過群眾文化、專業(yè)劇團，會吹拉彈唱、寫寫畫畫，算是一個地道的文化人。當我到了新華書店后，聽到大家在講“碼洋”、“實洋”，我感到很奇怪：“新華書店怎么還賣羊？”這時才知道碼洋是指書的定價，實洋則是進貨價。

那時書店還是閉架，前面有個玻璃條柜，服務(wù)員站在條柜后面，書又在服務(wù)員后面，讀者根本看不到書的名字。另外購書環(huán)境也不好，天氣炎熱，地方太小，人又太多，店里氣味很難聞，而且書的種類不全，很多人要看書時寧可托內(nèi)地的親友買了寄來深圳。可見買書有多“難”，也難怪有媒體給深圳冠上了“文化沙漠”的名號。

二

問題擺在那里，需要一項一項解決。后來我們通過規(guī)劃局立項，他們也知道書店的建設(shè)遠遠落后了，所以在新規(guī)劃的項目里面安排了新華書店的面積，比如建一棟樓，根據(jù)建筑面積的大小，按成本價賣給新華書店，一平方米400塊到650塊，我們一下子買了38個門市，加上先前的兩個一共是40個。

有了這40個門市后，讀者買書難的問題得到了緩解。但還有一個問題沒有解決——當時最大的門市也就1000多平方米，能陳列的品種只有一兩萬，而那時國家的出版物一年有8萬多種，也就是說，讀者在這里還是有四分之三的品種買不到。

我們研究后認為，必須要搞一個大型的圖書賣場，陳列全品種，才能最大限度地解決讀者的問題，但前提是有要足夠的資金和土地。解決這兩點談何容易，要建這么大型的門市，一定要通過市委市政府才能解決。

深圳書城外景（資料圖）

我就去找時任市委書記李灝。那天下班前，我先打了個電話給他，說晚上去找他談?wù)勑氯A書店的問題，他很高興。那時書店窮，只有一臺1.5噸的人貨車，我就騎著自己的20寸小單車去他家，天下著雨，快到時，路上有個沙井蓋不翼而飛，車的前輪就陷了進去，我的左腳也栽下去了，被擦傷了一大片。我當時心里一涼：“這么狼狽還進不進去呢？”

后來我就把褲腿放下來，蓋住傷口，進去的時候還特意坐在書記看不到我左腳的那一邊。他跟我講了很多，特別提到：“我們解放的時候，解放軍每解放一個城市，就把最好的場地交給新華書店。為什么我們現(xiàn)在搞特區(qū)，不能拿出一塊好土地來呢？”聽他這樣一說，我心里有底了。

回去后，我寫了報告，李灝做了批示，我拿著批示到計劃局立項。計劃局領(lǐng)導一看，報告中只要求政府撥款2000萬，書店自籌2000萬，建設(shè)12000平方米左右的門市。他就說：“這么點錢，建那么小的面積，建好了以后，你這個門市又落后了。你能不能跟規(guī)劃局講，給塊大一點的地，我這里可以給你批多一點的面積和多點錢。”

后來我做通了規(guī)劃局的工作，等我再回到計劃局時，他們建議：原來的規(guī)劃是12層，可以建到30層。李灝書記問我：“你建那么高干什么？你不可能把門市開到30樓。”我說：“辦書店要貼很多錢，我沒錢進貨，辦那么大的門市還是解決不了讀者買書難的問題。我建高一點，就可以拿出寫字樓的租金來補貼，這樣才能使大型門市的經(jīng)營維持下去。”他說：“你這樣講我就明白了。”

1992年，市政府動議給市民辦10件實事，建書城位列其中。書城的選址幾經(jīng)周折，最后定在了深南大道上現(xiàn)在羅湖書城的地址。1994年，書城建到五層裙樓時，時任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于友先來到書城工地，我說連帶地下室要建33層，達到42000平方米，他說：“這是我們中國出版發(fā)行業(yè)的最高建筑。”

項目立項時叫“深圳市新華書店中心門市大樓”。我心里琢磨，覺得名稱太長了，讀者不好記，品牌也難以塑造，得改。那時都在興建什么“花園”、“中心”、“小區(qū)”、“廣場”的，還沒有叫什么“城”的。但我又不敢自己做主，于是就去找時任文化局局長蘇偉光，他說：“諧音不好，你還沒開業(yè)就輸了。”我說：“新華書店也有‘書’字，書是我們的本質(zhì)。”他覺得有道理，就改為了“深圳書城”，叫“書城”是國內(nèi)第一例。

三

當時書城地上總建筑面積是32000平方米，再加地庫10000平方米，投資上精打細算也得1.86億。但立項那年，我們新華書店年利潤才400萬，要去撬動這么大額的資金，我的一位戰(zhàn)友戲稱這是“天狗想吃月”，我也心知難度很大。當時主管文化的市委副書記林祖基很支持，說：“錢的問題就去市政府‘擠牙膏’，擠一下總會有的。”

憑著“嘴勤、腿勤、臉皮厚”，我四處奔走，市政府都知道我這個“攻關(guān)老頭”。最后在書城交付使用時，市政府一共批給我們7550萬元，剩下的就是貸款、自籌資金和折舊費。1992年，年終總結(jié)給員工講話時，我說大家要勒緊褲腰帶過日子，等把書城建起來，才有好日子過。所以，基建的那3年，沒有多發(fā)獎金，員工也沒有任何怨言。

其實那時深圳的貸款有個限定的總額度，每個單位都去搶指標。我心想新華書店這么小的一個單位，肯定很難搶到，便去找計劃局要貸款指標，通過人民銀行找到工商銀行貸了3000萬，再在其他4個銀行東湊西拼貸了1000萬。

后來貸款用完了，眼看著書城建了一半要停工，沒辦法，我又向職工借錢，他們都很熱情地支持，后來還向文化局的職工借了錢。就這樣，靠著政府給一點、銀行貸一點、自己籌一點、向職工借一點這四個“一點”，我們把書城建了起來。

在考察工地前，于友先署長考察了3個比較大的門市，他說：“老汪，我看你們這些門市跟國外書店的水平差不多。”我說：“還是有差距的。”一路陪同下來，在他高興的時候，我趁機提出能否把第七屆全國書市交給我們辦。

那時候第六屆全國書市在武漢剛結(jié)束，兩年一屆，第七屆時，我們書城剛好交付使用，這樣有利于書城的開業(yè)宣傳。我對于署長說：“可以用全國書市促進書城建設(shè)。香港回歸在即，還可以促進兩地的交流。”他很高興，說我這個動議很好，但據(jù)他所知，下屆書市好像已內(nèi)定給西安了，只是不知道文件下了沒有。那時候出版署辦公廳的主任也在現(xiàn)場，他說文件起草好了，還沒發(fā)出，就等署長簽字。我心里想：“有希望。”

最終，我們爭取到了第七屆全國書市舉辦權(quán)，那還是全國書市首次在非省會的城市舉辦，也是首次在新華書店自有物業(yè)舉辦，我們還首次出資安排西藏代表團參加。書市開業(yè)時，萬人空巷，當時熱鬧隆重的場面在深圳賣場活動史上可以說是空前絕后。考慮到深圳讀者買書的欲望，而書城的面積就這么大，我們覺得如果不用票來控制人流量，非擠出人命不可。所以在開業(yè)前，我們就向物價部門打報告說開業(yè)要賣門票，工商局都覺得很奇怪：“怎么賣書還怕顧客多？”后來我們講清楚道理后，他們就批準了一張門票5塊錢。最終，我們賣了37萬人民幣，每天賣出6萬張左右的門票。

1996年11月8日，書城開業(yè)，同一天，書市開幕。書城廣場以及兩邊的金豐廣場、深業(yè)廣場、對面的地王大廈以及深南大道的人行道都站滿了人，起碼有十幾萬，還有東莞、惠州的讀者大老遠趕來。

書城開業(yè)也證實了“深圳速度”。出版發(fā)行界的老板們前一天就到了，他們一看，書城廣場的草皮和大王椰都還沒有種，憂心忡忡地問：“你這樣子明天能開業(yè)嗎？”我說：“要相信‘深圳速度’”，結(jié)果，草皮和樹一夜全都種上去了。

四

書市開幕那天，中央電視臺著名播音員趙忠祥準備在書城廣場簽售《歲月隨想》，我們預先擺好了3000本。維持秩序的警察過來一看，說廣場上已經(jīng)彎彎曲曲擺起“長蛇陣”，在這里簽售會出亂子，要搬到大劇院廣場去。本來10點鐘簽名，一直推到11點半。又換場地又推遲簽售時間，但一點也沒影響讀者的蜂擁而至。簽字儀式后，深圳電視臺記者采訪趙忠祥：“有人說深圳是文化沙漠，趙老師怎么看？”趙忠祥說：“我認為深圳不是文化沙漠，是文化綠洲。一個書城開業(yè)，來了十幾萬讀者，在全國是獨一無二的，怎么可能是文化沙漠呢？”后來新華社記者部主任寫了一篇長篇報道，說“深圳書城的開業(yè)一舉摘掉了‘文化沙漠’的帽子”，被《人民日報》頭版轉(zhuǎn)載。

書市持續(xù)了11天，圖書零售額達到2117萬，訂貨總額突破3.2億大關(guān)，全國各地的圖書館都來這里訂貨。高峰時期，書城內(nèi)的讀者一天達到7萬人。我看到有些讀者全家出動，購書車都裝得滿滿的。還有香港的讀者直接拉著個大皮箱過來買書。

在這次書市上，除了購書車和斜角書架是我們首創(chuàng)之外，BIMS圖書營銷管理系統(tǒng)也是首次運用，用POS機掃條形碼代替以前的人工操作，這大大提高了效率。這個系統(tǒng)是我們和香港公司聯(lián)合研發(fā)的。

五

剛要建書城時，我心里是沒底的，預測如果每天銷售12萬元的話，一年要倒貼一千余萬元才能保持正常運轉(zhuǎn)。1999年，我在書城的6個出入口清點進入書城的人流量，每天的讀者人次是5萬人，銷售額平均為34萬元，遠遠超出我的預計。

國外的出版社到了香港，都會過來深圳書城看看，我自己出國考察，發(fā)現(xiàn)我們書城是世界上規(guī)模最大的書店，目前國內(nèi)每年的出版物有20多萬種，我們陳列的品種基本齊全。我想起自己在1996年書市開幕剪彩后，做的那個5分鐘的講話，其中有一句承諾：“這將是個永不落幕的書市，我們的目的是讓深圳人天天享受文化大餐。”

深圳市委市政府深感建設(shè)書城是正確的，所以，后來又有了南山書城、中心書城，去年又開工興建沙井書城，還有即將開工的龍崗書城，以及正在規(guī)劃中的光明、龍華、坪山三個新區(qū)的書城。深圳將形成一個規(guī)模宏大的書城群體，讓讀者可以就近購書。由此可見市委市政府對建設(shè)精神文明、實現(xiàn)市民的文化權(quán)利的重視。

1996年，書城開始推行連鎖經(jīng)營和量化管理。我招來的大學生包括博士生，至今還在出版發(fā)行集團的各個崗位上發(fā)揮著作用。在一代代書城人的努力下，書城以書為媒，帶動其他產(chǎn)品的經(jīng)營，逐漸發(fā)展成為一艘文化產(chǎn)業(yè)的巨艦，集旅游、文化產(chǎn)品、餐飲等于一體，銷售總額和利潤每年都像滾雪球一樣快速增長。時任深圳市文化局局長王京生來書城考察時，很誠懇地說：“你為新華書店留下的最大財富不是9萬平方米的固定資產(chǎn)，而是人才。”

書城能有今天，絕非我一人之力，還離不開政府、企業(yè)和員工的通力合作。深圳聚集了大量高智商的人才，要進行知識的更新，就需要不斷學習，而深圳已連續(xù)20多年保持人均購書量全國第一的成績，也是公認讀書氛圍最濃厚的城市之一。

如今，深圳書城已經(jīng)是深圳文化的一個象征，是深圳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我現(xiàn)在有空就會去書城看看，很欣慰，我的承諾兌現(xiàn)了——現(xiàn)在天天都是書市。

中國網(wǎng)政協(xié)頻道（議庫APP平臺）轉(zhuǎn)自《深圳口述史》叢書，部分內(nèi)容有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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